1945年6月4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新四軍江浙軍區第一縱隊第一支隊長劉別生率部在新登城外的虎山與敵軍血戰。

在這場敵眾我寡的戰鬥中，劉別生像往常一樣親臨戰鬥第一線指揮。

就在他登上虎山陣地使用望遠鏡查探敵情之時，反光的望遠鏡片暴露了他的位置和指戰員的身份，密集的子彈如同暴雨一般急速襲來，即使久經沙場，劉別生也躲避不及，左腿、左臂、腹部三處中彈，生命垂危。

衛生員經過全力搶救，情況依舊不容樂觀，彌留之際，劉別生舉起顫抖的右手緊緊地拉著政委的手，艱難地說道：“政委，我快不行了，你要繼續帶領部隊，打退敵人！”

隨後，他將自己隨身攜帶的一支鋼筆和身上僅有的4塊銀元委托羅維道同誌轉交給軍區黨委，留下了他這一生中最後一句話：“戰鬥還在進行，請暫時不要把我的情況告訴部隊，也不要告訴我的妻子，把部隊帶好！”

那一天，在密山腳下的一個大樟樹下，威震江南的“老虎團”團長、一代驍將劉別生壯烈犧牲，年僅31歲，此時距離抗日戰爭結束僅僅隻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1945年抗日英雄劉別生血灑新登城，卻不想在他犧牲的66年後，他的孫子卻在令外一個“戰場”成為了中國人盡皆知的“抗日英雄”——火燒日本靖國神社。

這個劉別生是誰？他的孫子為什麽要火燒靖國神社？後來結局如何？

劉別生，作為萬千為國犧牲的英烈之一，很多人對於他的事跡所知不多，但是說起粟裕麾下“三虎將”之一的王必成和他的“老虎團”，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抗日戰爭時期，王必成率領的“老虎團”縱橫馳騁於江浙大地，所到之處，令日寇聞風喪膽，而劉別生就是這支部隊的團長，王必成最為重要的得力幹將之一。

1915年，劉別生出生於江西安福縣的一個貧苦家庭。

父親幹長工，母親做皮匠，一家人雖辛勤勞作，卻時常入不敷出，多以借錢度日。

在劉別生幼年時，父親因病去世，留下他和母親二人相依為命，這也使得原本就窘迫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孤兒寡母的生活愈加艱辛。

九歲時，劉別生獨自一人前往地主家中做工，補貼家用。放牛、扛毛竹、當苦力......年幼的他嚐遍人間世態炎涼，受盡了地主的壓迫和剝削。

四年豬狗不如的生活，使得生性剛強的劉別生無時無刻都在想著如何逃離地主的“魔掌”。

恰好有一天，他在外麵看到紅軍貼出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宣傳標語，劉別生深受觸動，他認為紅軍就是窮人的隊伍。

早就過夠了受人壓迫剝削生活的劉別生返回家中，含淚跪別母親後，毅然踏上了尋找紅軍的路途。

1928年9月，劉別生如願找到了紅軍隊伍，加入了黃公略領導的紅三軍，開啟了他戎馬一生的革命生涯。

劉別生參加紅軍的消息傳回鄉裏，親人遭到了地主和反動派的殘酷迫害：母親被反動派趕到了湖南，背井離鄉，一連多年都下落不明；舅舅不願對反動派說出劉別生的下落而慘遭殺害；他們家之前租住的祠堂更是被國民黨拆掉修建了碉堡......

種種迫害，並沒有擊垮劉別生，反而更加堅定了他一直跟黨走下去的決心，激起了他與反動派堅決鬥爭的鬥誌。

參加紅軍後，劉別生在部隊中積極上進，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加入了共青團。在革命的大熔爐裏，劉別生年紀雖小，但是戰鬥勇敢，渾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子“狠”勁，深受上級的領導的青睞。

在中央蘇區期間，劉別生參過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兩次英勇負傷，其中有一次身中八彈，幸得及時救治才保全一條性命。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六軍團西征，劉別生留守蘇區，被任命為湘贛獨立團連長，在武功山一片堅持遊擊戰爭。

三年艱苦的遊擊戰爭，鍛煉了劉別生的指揮能力和軍事素養，為他日後在華中、江浙地區率部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37年7月7日，日軍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全麵侵華戰爭正式爆發。

在華北危急、中華危急的關鍵時刻，在國家大義下，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再度合作。

此時正在南方八省開展遊擊戰的紅軍部隊被改編為新四軍，奔赴蘇皖抗日戰場，共禦外辱，劉別生也由此成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的排級幹部。

皖南事變爆發時，軍部特務團團長劉別生所部被頑軍重重包圍，在這關鍵時刻，劉別生親自帶隊，身先士卒，硬生生地突破敵人布置的七道封鎖線，帶領98名同誌突圍到江北根據地，成為各部中最先突圍出來的一支部隊。

新四軍軍部重建之後，作戰勇敢的劉別生接替王必成擔任新四軍一師二旅四團團長，這個團就是在蘇皖戰場上所向披靡，所到之處令日寇聞風喪膽的“老虎團”。

1943年11月，為開辟新根據地，防止被國民黨頑軍知曉，劉別生化名為方自強，率領16旅主力48團以“新四軍蘇皖第一支隊”的名義南下蘇南，在長興西北山區和安徽南部的郎溪、廣德一帶開辟蘇浙皖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後鬥爭。

此時正值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部分消極抗日，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消滅敵後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上。

劉別生所部活動的廣興、長德一帶盤踞了日、偽、頑及其他武裝，各方勢力犬牙交錯，他不僅直麵日偽部隊的掃蕩，還要防止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

在這種艱難的處境下，劉別生率部轉戰宜、廣、長三縣交界地區，充分發揮新四軍的優勢，廣泛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發展地方武裝，與敵人進行遊擊戰爭。

在劉別生的指揮下，僅在1944年這一年，在麵對日偽頑的多方進攻下，就取得了杭村大捷、長興戰役、泗安戰役、青峴嶺戰鬥四場大規模戰鬥的勝利，四戰四捷，“方司令”的威名響徹江南。

“方司令真了不起，新四軍真是神軍”，這是長興一帶百姓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1944年3月，日軍集結一個中隊和一個大隊的偽軍，用幾匹洋馬拖著一門九二式步兵炮，對新四軍革命根據地進行掃蕩，兵峰直指廣、長邊界的杭村。

杭村地處山區，四周丘陵連綿，滿山遍野都是竹林，野草沒膝，是打伏擊戰的絕佳地形。

此時，方司令（劉別生）正率領48團在杭村駐守，得知日偽軍前來掃蕩的情報後，立即將情報上報給了旅長王必成，同時緊急調遣部隊設伏，對日軍來個甕中捉鱉。

果然，毫無準備的日軍晃悠悠地走了方司令的伏擊圈，一時間槍聲四起，日軍驚慌失措，倉促應戰，在我軍猛烈的打擊下，留下70多具屍體，抱頭鼠竄，而他們之前用馬匹拖來的九二式步兵炮也被我軍繳獲。

前來掃蕩的日軍是駐守廣德門口唐、流洞橋據點的小林中隊，隸屬於南浦旅團，是日軍的榮譽師團之一。

當南京侵華日軍司令部得知自己的榮譽師團在一次戰鬥中丟失了重武器後，極為震怒，立即要求他們一定要找到大炮，以“挽回大日本帝國皇軍的軍威”。

第二天，南浦旅團就派出一千多日軍在漢奸、偽軍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來到杭村，漫山遍野的尋找大炮，並尋求我軍主力決戰，一血前恥。

殊不知，打了十多年仗的劉別生深諳遊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戰法。早在日軍大部隊來之前，就已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將大炮拆解埋在了一處山地裏，自己則率領部隊揚長而去。

日軍獲悉大炮被埋後，又帶著大量的工具漫山遍野的在山上到處亂挖，還不忘貼出告示懸賞，表示誰要是說出埋藏大炮的位置，懸賞20萬法幣。

想要錢的人不知道大炮的位置，知道大炮位置的人不想要錢，就這樣，數千日軍在山裏翻找了20多天，依舊毫無結果。

最為可笑的是，最後沒有辦法的日軍駐長德的長官竟然親自給劉別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說道：“我們沒有大炮的日子很不好過，請你們將大炮送還給我們。”

劉別生看後風趣地回複道：

“你們把大炮送上門來，我們當然不必打收條。你們如果有本事，就自己來拿吧，我們還可以再一次較量較量。”

日軍惱羞成怒，但是也拿他沒轍，最後隻燒了幾間杭村的房屋，殺害了幾位農會的幹部出氣，而那位丟失大炮的小林中隊長也被槍斃。

杭村大捷，對駐守在當地的南浦旅團震懾極大，從這以後，日軍隻能龜縮在據點裏，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樣出來掃蕩了。

而被劉別生俘獲的那門大炮，在後續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這門炮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陳放在首都警衛三師的軍史陳列館中，向後人講述著當年新四軍指戰員們的艱苦歲月和光榮曆史！

在蘇浙皖邊抗日根據地，方司令的大名可以說是如雷貫耳，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一旦提起方司令，都是心情大好；而敵人一旦聽到方司令的名字，都會心裏發怵，心驚膽戰。

有一個俘虜曾如此說道：“隻要一聽到方司令的隊伍發起衝鋒號，我們就兩腿發抖，連路都走不了，隻要趴那裏等新四軍來繳槍。”

1944年底，黨中央毛主席做出了新四軍迅速向東南進軍的決策，並指示新四軍一部快速南下會同王必成的十六旅共同執行南下任務。

次年一月，粟裕率領新四軍一師主力渡江南下，在長興地區與王必成的16旅會師，組成江浙軍區。

此時，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兵力捉襟見肘的日軍再也無法發動大規模掃蕩，隻能龜縮在各個據點及占領的縣城內。

在抗日形勢一片大好的形勢下，國民黨頑軍突然集結14個師的兵力對新四軍發動進攻，從1945年2月開始，在天目山地區足足進行了三次反頑戰役。

1945年6月，劉別生率部發起新登戰鬥，對盤踞在城內的頑軍發起猛烈攻擊，經過三晝夜血戰，劉別生部成功攻克新登城，全殲頑軍一個加強營。

6月4日，得知新登城丟失的頑軍，再度集結十個團的兵力向新登反撲，麵對十倍於己的敵人，劉別生慷慨陳詞：

“我們是光榮的老虎團，同日軍交手上百次，從未失過手。日軍都不在話下，頑軍更不可怕。”

每逢戰鬥，劉別生深得王必成的“真傳”，必定前往第一線指揮戰鬥，卻不曾想這次竟成了永別。

得知愛將血灑戰場，王必成久久不語，極為罕見地露出了鐵漢柔情的一麵，為痛失虎將而淚流滿麵。

劉別生犧牲後，為了防止被敵人破壞，七支隊副政委劉石天將其遺體運到了臨安縣高虹鎮安葬。

1955年，王必成令人找到劉別生的遺體，遷入上海龍華烈士陵園，並親自為其題墓碑：“英名永存”。（按照劉別生的資曆，如果不犧牲，1955年時可授開國少將）

劉別生犧牲後，留下了兩歲的劉新和剛剛出生不久的劉登兩個孩子。

而他不曾想到，在其犧牲的66年後，他的孫子會跨過大洋遠赴日本火燒靖國神社，在另一個“戰場”成為“抗日英雄”。

2011年3月，日本發生大地震，當地百姓傷亡慘重，同時也對親眼目睹災難發生的幸存者們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此時，正在廣州從事英語教育和心理輔導工作的劉強在電視上看到了日本民眾的慘狀，決心前往日本災區擔任誌願者，利用自己的所長幫助日本民眾早日走出苦難。

10月，十分同情日本民眾遭遇的劉強作為誌願者來到日本，被安排進入和歌山縣的YMCA學校中進行日語培訓。

在這所學校裏同樣有不少中國學生，不過他發現老師對待日本學生十分恭敬，在日常交流和學習時常常使用敬語，對待中國學生卻常常頤氣指使，兩種不同的態度，讓劉強非常憤怒。

為此，在一次上課時，老師要求學生造句，輪到劉強時，他直接說道：“我們消滅了一小隊日本鬼子。”

聽到劉強如此造句，老師麵紅耳赤，並沒有深究。

後來，學校舉辦了一場聯歡會，劉強在這場活動中一邊演奏樂曲，一邊向與會人員講述南京大屠殺，劉強此舉徹底激怒了校方，最終被勒令離校。

即使遭遇如此待遇，劉強沒有選擇離開，反而繼續以誌願者的身份前往災區，對災區百姓進行心理疏導，並且義務獻血。

他對日本民眾和日本軍國主義完全是兩種相反的態度！

劉強後來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心中依舊有氣：

“不少日本人還用“奴性”的目光來看待中國人，我在日本偶爾當一下刺頭，讓他們感覺很不適應。”

就在劉強距離誌願者服務期結束還有半個月的時候，突然發生的一件事，徹底引爆了他心中的怒火。

2011年12月，韓國總統李明博訪問日本，在會談期間，李明博向日方提出了解決慰安婦的問題，卻遭到野田政府的嚴辭拒絕。

與此同時，68名日本政府議員還集體參拜了供奉有多位侵華日軍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日本當局的種種行為，激怒了正在日本當誌願者的劉強。

他不僅是抗日英烈的後代，還是戰爭受難者的家屬。

他的外婆名叫李南英，是一位韓國人，1942年時被日本人強行抓捕帶到中國，送進軍營做了慰安婦，日軍投降後，她就留在了中國。

劉強自小就在外婆家長大， 與外婆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外婆臨終前，劉強得知了外婆曾經是慰安婦的悲慘遭遇，內心十分悲痛。

爺爺是著名的抗日英烈，外婆是慰安婦，獨特的家庭背景，自幼的耳濡目染，使得劉強對日本軍國主義極為痛恨。

當劉強看到日本當局的醜惡嘴臉後，怒火中燒的他當即用紅色的筆在自己白色的誌願者T恤上重重的寫下“謝罪”兩個字。

但是內心的憤懣久久不能平複，劉強決心要實施一個“大膽的計劃”，給日本當局一個教訓。

經過周密的計劃和安排，他將行動的時間定在了12月26日，這一天不僅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誕辰，更是其外婆去世的日子。

12月26日淩晨兩點，靖國神社周圍萬籟俱寂，幾乎沒有一個人，身穿黑色羽絨服的劉強來到白天踩點時定好的位置，掏出早已準備好的汽油澆在了神社的基座和頂部的國徽上，隨後用打火機點燃。

汽油遇火，瞬間被引燃，火光直接躥了起來，將周圍照耀的一片光亮。

眼看火燒靖國神社的計劃得到實施，劉強迅速乘坐早已經預約好的出租車趕往成田機場，買了最近一班飛往韓國的機票，逃之夭夭。

由於當時日韓之間因慰安婦的問題導致矛盾升級，日本政府一度認為中國人不敢這麽做，縱火案定是韓國人所為。

中國人沒有血性？劉強再一次被日本人的態度惹怒，立刻在網絡上發布聲明，承認此事是他所為，並對縱火案負責。

但是在韓國，劉強沒有受到任何政府部門的調查，不過他的“報複”之路，還未停止......

2012年1月3日，劉強再度效仿其前不久在日本的操作，來到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麵，將早已準備好的汽油瓶砸向了大使館的外牆。

這一次，劉強沒有選擇離開，而是親眼看著大火在日本使館中蔓延。

沒多久，韓國警方趕到抓捕了劉強。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得知實情的韓國警方不但沒有將劉強按“縱火罪”起訴，還將他的行為定為“義舉”，僅以造成建築物輕微損害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

在韓期間，中國駐韓使館曾多次派遣專人看望劉強，並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幫助。

先燒靖國神社再燒日本使館，劉強的舉動徹底激怒了日本。

日本當局不僅通過政府渠道向韓國施壓，還派遣前首相麻生太郎親自赴韓索人，要求將劉強引渡到日本接受審判。

與此同時，中國方麵也是采取了相當強硬的態度“決不允許韓方將劉強引渡到日本”。

就在中日雙方就“劉強引渡問題”相互博弈的時候，韓國反日團體在首爾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拒絕向日本引渡中國人劉強，很多韓國人視他為抗日英雄。

2012年11月29日，劉強在韓國接受首次引渡審判，為了能將劉強引渡回中國，韓國當局聘請了世宗律師事務所的五名律師出庭為劉強辯護。

這支強大的律師團隊中，皆是韓國司法界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比如擔任過首爾中央地方檢察長、法務研修院院長的明東星和首爾高等法院法官的李英求等人。

最終，在2013年的1月3日，韓國法院以劉強係“政治犯”的為由，不符合《韓日罪犯引渡條約》，遂將其引渡給中國。

就這樣，持續一年的“火燒靖國神社案”就此落下帷幕，作為主角的劉強，在法院判決的第二天就回到了祖國。

1945年，抗日英烈劉別生血灑新登城郊，在他從軍的十多年時間中，他經曆了十年土地戰爭和抗日戰爭，他是從井岡山上走下來的紅軍戰士，是在敵後抗日戰爭堅守的新四軍團長，更是革命根據地百姓口中的方司令。

他率領的“老虎團”在華中大地上對日軍給予沉重打擊，彰顯了中華男兒的滿腔熱血。

抗日戰爭結束的66年後，日本當局絲毫沒有為發動侵華戰爭而羞愧，更沒有一句道歉，不僅歪曲曆史，還公然祭拜帶有嚴重軍國主義色彩的靖國神社。

作為抗日英烈的後代，劉強骨子裏流淌著英雄的血液，更是繼承著先輩驅除韃虜振興中華的神聖使命，而他也再用最簡單、有效地方式向日本當局控訴他們當年的罪行。

有人說，劉強是一名愛國者，有人說，劉強是一名極端者，很多人對於他的行為褒貶不一。

我想他是對的，正如俄羅斯總統曾說過的一句話：“外交抗議一百次，不如讓轟炸機的翅膀扇動一次。”事實就是如此，隻有付出實際行動，才會給日本及其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沒有資格替先烈原諒日本侵略者，我們能做的就是勿忘國恥、銘記曆史，振興中華，隻有自身強大了，才能杜絕曆史的重演，隻有自身強大了，才能讓敵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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